记者调查丨从“一刀切”到“组合拳”：岳阳禁捕禁钓中的堵疏辩证法

照相业(yè)的匠人传承与时光印记

洞庭南路(nánlù)百年故事之二

照相技术于1844年由法国人于勒(yúlēi)·埃及尔传入中国澳门、广州，从此逐渐由南到北(běi)，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扩展。岳阳的照相业的历史可追溯到清光绪十八年(1892),距今已有133年。笔者(bǐzhě)近日查阅相关(xiāngguān)资料，先后走访了几位90多岁的照相业老前辈，并根据作者个人亲历回顾岳阳照相馆用光与影凝结(níngjié)的故事。

羊叉街(yángchājiē)开启光与影的序幕

清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岳阳人汪继真在县城羊叉街开设了照相馆(zhàoxiàngguǎn)，一直未命名。因当时科学知识尚未普及，有人传言照相底片是用红色药水冲洗的，系摄入了人体的血液所致，群众信以为真，误以为照相会(huì)吸血、照了折寿。因此(yīncǐ)照相的顾客日渐稀少而(ér)歇业。

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，长江(chángjiāng)水师兵营炮舰驻扎岳阳，其水师首领之子余松斋（湖北人）酷爱摄影，遂由(yóu)其父送到武昌黄鹤楼显真楼照相馆当学徒。宣统末年（1911年），余松斋艺成回岳(huíyuè)，与汪继真族弟汪继成（又名(yòumíng)汪剑溪）合伙在与羊叉街(jiē)交界的油榨岭开设了“玉壶(yùhú)冰”照相馆。1913年，棚厂街小学教员汪幼孚三子汪洁吾在“玉壶冰”照相馆学习三年后，与二兄汪慎吾在县(xiàn)门口开办了“容华”照相馆。汪家兄弟经营有方(yǒufāng)，照相业务越做越活，遂于1930年分设照相馆，由汪慎吾花光洋二千三百元置(zhì)羊叉街何某房屋一栋开“容华”照相馆，汪洁吾则仍在老县门口开设“荣华”照相馆。

除余松斋的(de)“玉壶冰”、汪慎吾和汪洁吾兄弟的“容华”“荣华”以外，湖北人吴新庭、吴金元(jīnyuán)兄弟和孙凤池也先后来岳阳开设了照相馆(zhàoxiàngguǎn)。其中1927年由湖北鄂城进入(jìnrù)岳阳的吴新庭、吴金元兄弟与负责管理岳阳楼的道长签约，进入岳阳楼两侧的“三醉亭”与“仙梅亭”，分别开设了“天然(tiānrán)”和“金元”照相馆。

由于岳阳城关(guān)地处南北交通要道，外来商旅(shānglǚ)众多，而当时下火车后，岳阳城内只有经先锋路、塔前街、羊叉街、天岳山、南正街过吊桥至岳阳楼一条“直肠子”街道。因此，随后一些照相行业从业人员开办的照相馆大都分布在(zài)这条如今统称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的老城(lǎochéng)区域。除“玉壶(yùhú)冰”“容华”“荣华(rónghuá)”以外，还有天岳山的“楚华楼(chǔhuálóu)”、油榨岭的“留真”、吊桥的“宛在轩”及后来羊叉街的“银星”等照相馆。
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日机多次轰炸岳(yuè)阳城，迫使居民疏散，商铺关门。1938年日寇侵占岳阳前夕，“容华”“荣华”“玉壶冰”分别迁往岳阳县渭洞、华容县注滋口。其他迁往沅江南大膳等地另谋生计。只有在“天然”“金元”吴氏(wúshì)兄弟店里担任照相技师的叔叔(shūshū)，不放心两位侄子的家业(jiāyè)，执意(zhíyì)留下守店(shǒudiàn)，结果因抵触日寇被枪杀。日寇占领岳阳8年，只有“大冢”等两家由日本人所开的照相馆（分别开在油榨岭和(hé)茶巷子）靠拍摄所谓“良民证”上的照片盘剥难民。

抗战胜利(shènglì)后，岳阳照相馆业主陆续复业。其中湖北人孙凤池在岳阳楼下开设了“银光”照相馆，其子孙建民(jiànmín)在羊叉街开设了“银星”照相馆。另有(yǒu)赵考寿在茶巷子开设了“远东”和“唯一楼”两家(liǎngjiā)照相馆。城区内照相业全部经营日光黑白照相，内置玻璃摄影棚，采用蓝布、白布活动调光，照相机一般为德国产蔡斯、“蔡纳(càinà)”镜头(jìngtóu)，摄影使用德制“埃克法”和美制“柯达”胶卷(jiāojuǎn)，也有使用“柯达”颜料色谱，在黑白照片上手工加绘彩色。也有摄影师走出店门，串街入巷，上门拍照，收费一般略高于店堂，2寸照银圆6角(jiǎo)，4寸照则价格加倍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社会(shèhuì)稳定，岳阳城里的私人照相馆发展到(dào)23家，设备仍较简陋(jiǎnlòu)，借用日光(rìguāng)在玻璃棚内照相，用活动木制框玻璃架印相(yìnxiāng)。底片与(yǔ)相纸夹在架内，计时以口报数字为准，用日光曝光，用红纸贴在煤油灯上遮住(zhēzhù)光线洗相。1956年公私合营，合为7家公私合营照相馆。随后又精简到“天然”“湖山”“容华”三大照相馆。随着城区普及供电照明，照相工艺有所改善(yǒusuǒgǎishàn)，布景(bùjǐng)式样增多，摄影效果(xiàoguǒ)增强。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，照相工艺有了改进，开始用自动快门电光照相和红光电灯洗相，并采用了电子定时印相机印相，操作比较灵敏方便且质量可靠。1970年开始，位于南正街的“旭日”照相馆开始经营照相器材。但在那个特殊时期，讲美即是“封资修(fēngzīxiū)”，店里规定只能拍正面(zhèngmiàn)照，只能着青、蓝和绿色服饰照，布景、姿势、发型等均有限制。

党的(de)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拨乱反正，照相行业迅速发展，“光和影”的照相技术和原来可望而不可及的照相器材也逐步走入(zǒurù)寻常百姓家。

照相人不为人知的(de)故事

照相机普及之前，岳阳城区从事专业照相的(de)人并不多，从清末到民国三十五年（1946年）照相馆从业人员仅发展到62人。即使到中(zhōng)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(hòu)的1956年公私合营，照相馆在册员工也还(hái)只有70人。在这人数极少的队伍(duìwǔ)中，人们很少知道他们的故事(gùshì)。在搜集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百年故事的过程中，我们从中撷取了几朵浪花：

1945年日寇投降后，逃难回来的吴新庭(wúxīntíng)在靠岳阳楼三醉亭恢复了“天然”照相馆的营业。吴金元在仙梅亭的“金元”照相馆也重新开业。1948年，原国民党国防部长(guófángbùzhǎng)白崇禧一行军政要员，来岳阳楼游览后拍照合影。当年“天然”照相馆的吴新庭支起老式相机座架，看着荷枪实弹和全副武装的军人(jūnrén)，心里异常紧张，慌忙中将(zhōngjiàng)6寸(cùn)胶片暗盒当作(dàngzuò)8寸暗盒使用。

当照片(zhàopiān)洗出来后，才发现底片小了(le)，合影人群中两边站立的人物有些未照进去。当时吴新庭一家人吓得差点跑路。随后勤务兵拿照片，看见中间(zhōngjiān)坐着的白崇禧等要员在其中，便匆匆拿着照片走了，幸免了一场(yīchǎng)灾祸。

而“银光”照相馆的孙凤池却没有这样幸运。他在抗战胜利前夕，为了养家糊口(yǎngjiāhúkǒu)，背着一只沉甸甸的箱子，装着简易的照相洗相设备来到岳阳城里，慢慢积累开(kāi)了一家(yījiā)“银光”照相馆。“文革”中，他不经意间说漏了一句话，让人知道他在武汉黄鹤楼照相馆做学徒时(shí)曾给前来游览的蒋介石(jiǎngjièshí)拍过一张照片。被人揭发后当即被审查关押，送到农场(nóngchǎng)监督劳动半年之久。

从19世纪(shìjì)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，岳阳照相馆从业人员主要是汪(wāng)氏家族，有汪继真、汪继成、汪洁吾、汪慎吾等(děng)。而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，岳阳城区(chéngqū)照相馆吴、孙两姓几乎占了(le)半壁河山。当年照相行业公私合营时入册的只有70人，而吴家和孙家子孙后代从业者众多，如(rú)吴新庭、吴金元、吴继昌、孙凤池、孙建民、孙建丽等，称得上是照相世家。

那个年代(niándài)，照相(zhàoxiàng)业作为一门技术活、经验活，拍照讲究用光和角度，冲洗须经多道复杂工序。入行照相技术工种需要3年学徒期，照相业的摄影师、暗室师、整修师（修版）、着色（彩色）师等都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，因此(yīncǐ)过去(guòqù)的照相从业人员多系(duōxì)家传。后来岳阳城区照相业纳入国营，在商业系统属于特种行业。

“天然(tiānrán)”照相馆吴继昌老师傅，练就一手修底片绝活，全凭一双巧手，用简单的铅笔、毛笔、修复刀勾勒出底片完整轮廓(lúnkuò)。尤其是顾客照相时眼睛眨了，他能在底片上修复好，避免(bìmiǎn)顾客重新照相。

在老一辈照相馆师傅中出现了(le)一大批照相高手，他们为顾客(gùkè)拍摄的各种人物照片，有的被作为样板展在(zhǎnzài)橱窗里，成为当时除电影、戏剧之外岳阳城(yángchéng)头唯一的“街头文化(wénhuà)”，也(yě)成就了不少爱情佳话。如当时一位“姊妹理发店(lǐfàdiàn)”的女(nǚ)理发师，因面容姣好被拍成模特展示在照相馆的橱窗内，引来不少追求者，不久这位“理发西施”就被巴陵戏剧团的一位名角追求。还有从羊叉街“容华”照相馆调到“岳阳楼”照相馆的戴阳生为当年下放君山茶场的女知青谢元元拍了一张(yīzhāng)英姿飒爽的女民兵形象展在橱窗内。60多年过去了，人们仍对这张英姿飒爽的照片记忆犹新。

光与影凝结成(chéng)的时光印记

从20世纪80年代起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岳阳国有照相行业逐渐衰退。原“旭日”照相馆老员工文光(wénguāng)楚成为行业第一个敢吃螃蟹的开拓者，他独自跳出国营行业，干起个体照相。之后开设“青春”和“巴黎”照相馆，在(zài)岳阳城区名噪一时(míngzàoyīshí)。接着，曾当过摄影(shèyǐng)公司一把手的陈汉湘也在南湖大道开办了一家(yījiā)“迎宾”摄影社，凭着他高超的摄影技术(jìshù)赢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，连市里每次重大的领导接待活动都是(shì)安排他担负集体合影任务。

随着(suízhe)市场(shìchǎng)全面放开、科技进步和数码摄像技术的飞速发展，照相行业(yè)(hángyè)的门槛不断降低，便利的小型数码照相馆出现在(zài)街头巷尾，尤其是手机照相功能的普及，使得传统的国营照相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、市场化(shìchǎnghuà)。2010年，全市商业系统原有企业与人员实行全体改制，目前仅南正街“旭日”照相馆还保留这块招牌，由全市照相行业第一个加入党组织的女共产党员、国有摄影公司最后一任党支部书记孙建丽延续(yánxù)岳阳照相业百年来(lái)的经营业务。孙建丽16岁就继承老父亲孙凤池和兄长的事业加入照相馆工作，从事过照相、洗相、放相、修相、修底片、彩扩等工作，是个传统照相馆的“全褂子”。她在国有摄影公司所有员工得到安置后成为“旭日”照相馆的最后一名值守者。今年68岁的她不管刮风下雨(guāfēngxiàyǔ)，每天(měitiān)一早坚持打开(dǎkāi)店门迎接顾客，此举既照顾了(le)几代人凝成的照相情结，也为洞庭南路老街留下了百年历史文化印证(yìnzhèng)，楼上还保存着几代人用过的照相器材。

过去百年，汪继真、汪慎吾、吴新庭、吴金元、孙凤池、孙建民、方继建、杨建君、严望开等照相行业的(de)前辈们用光和(hé)影为千千万万(qiānqiānwànwàn)的顾客和他们的家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，那一张张用双手拍摄洗印的照片在人们心中凝结成永不(yǒngbù)褪色的时光印记！

来源：岳阳(yuèyáng)日报·云梦周刊